昨天下午，笔者电话采访了一位在加拿大留学，回国担当奥运志愿者的北京女孩儿。

　　女孩儿在多伦多大学读大一。她说，她在媒体村做语言志愿者，“工作不辛苦，有空调有电脑，但是有风险。”

　　“风险？”“是啊，如果我们做得不好，国外记者就直接报出去了。”

　　“做志愿者，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爸爸、妈妈的？”“我自己呀，网上报名的。”

　　“能说说你做志愿者的感想吗？”“和在国外孤独的读书很不一样。这是我从来没有的经历。我们的团队很团结，大家互相帮助、鼓励。我感觉很高兴、很充实，特别值得。我这样说行吗？”

　　“很好啊，19岁的女孩儿，真实就好。”她在电话那边笑了。

　　挂了女孩儿的电话，我忽然想起一个加拿大人的名字——白求恩。网上查检，白大夫是安大略省人，和女孩儿就读的多大同省。上世纪30年代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无私奉献，与北京女孩儿自主做奥运志愿者的行为，跨越七十载时空，出现了精神层面的重合。

　　志愿者现象，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的舶来现象。与早年的“学雷锋做好事”、“星期六义务劳动”有所不同。资料显示：北京奥运会、残奥会的注册志愿者10万人，城市志愿者40万人，社会志愿者100万人以上。

　　这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益处。